读后感：变与不变

一本充满着人文关怀的科普类书籍。比起详细讲述疫情的原理，更多的是讲述已知的起因与经过，以及造成的后果。涉猎范围也算是比较广，基本上涵盖了过去一百年中知名的疫情。

作为一个90后、中国人，最熟悉的是艾滋病和SARS。特别是看艾滋病章节时，我几次几乎就要落泪。对“未知的未知”，对危险群体的画像引起的歧视与伤害，也是对隐忍而强大的病毒，我都充满深深的恐惧。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道题的答案，我却依旧感到如此的恐惧，疫情发生时人们的恐惧应该远远在我之上。

人类的医学技术不停发展。人们已知的病原体越来越多，检出病原体的方式方法越来越多，检出病原体所需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科学家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代价。把“未知的未知”变为“已知的未知”是一道永远不会被写完的开放题，而各个领域的专家在携手让更多未知变为已知，来抵抗下一次疫情的风险。慈善家们为疾病投入资金，世界银行也设立了疫情的基金。我们好像离一个没有疾病的美好未来越来越近了。

与此同时，病原体也在自然的协助下不断进化。有些丢掉了一段基因就能悄悄爬上人类的身体并寄居于此，有些在人类的周边蛰伏了数百年才因为特殊的环境原因（例如气候异常或是城市化）得以感染人类。如果人类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些在人类引发疫情的病毒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也有很多不变的东西，比如说恐惧。不管是哪一次疫情，恐惧都是骚乱的开始，也是激发防御机制的引线。恐惧让人们杀掉鹦鹉和果子狸，有效的控制了疾病的传播；但同时恐惧让人远离同性恋，引发了对性取向的偏见。恐惧让染上埃博拉的患者起求助巫医，也让见证了太多人死去的南非人选择减少与他人接触。人们需要这一份恐惧，也应对未知的事物有敬畏之心。

地球村已经在我们的面前了：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轻易了解地球另一端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通过飞机，每天有数千万人穿梭于大洲之间。这是机遇，也是挑战。疫情发展会比以往的任何时候更快、更凶猛，或者我们已经从新冠中得知了这一切。我们或许可以更快找到病原体，但人们的恐惧和恐惧导致的恐慌与阴谋论却从不会缺席。正如作者所说，我们无法知道下一次疫情何时会来，但我们知道下一次它一定会来。虽然我们永远都无法作好准备，但我也充满着希望，因为每一次总是人类战胜了瘟疫。

书摘

前言 鲨鱼和其他掠食者

• 这次脊髓灰质炎传播的范围如此之广，就像是美国人特别容易得上这种疾病似的。但实际上，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5年前瑞典也暴发了类似的骇人疫情。在那次疫情期间，瑞典科学家多次从患者小肠中找到脊髓灰质炎病毒——这是解释疾病真正病因和病理的重要一步。瑞典人还成功地在接触过无症状患者分泌物的猴子身上培养出了这种病毒，这加剧了科学家对“健康携带者”在两次流行病暴发之间充当病毒储存者的怀疑。然而，美国著名的脊髓灰质炎专家们忽视了这些见解。直到1938年，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们才拾起瑞典科学家的研究，证实无症状携带者的粪便中频繁检出脊髓灰质炎病毒，这些病毒可以在未经处理的污水中存活长达10周。

• 关于病毒和其他传染性病原体的科学知识不断发展，而这种发展有时也会蒙蔽医学研究人员，使他们忽视了前述的生态学和免疫学见解，或对即将到来的流行病丧失警惕

• 仅仅识别出病原体并了解疾病病因还不足以控制流行病。尽管传染性病原体可能是患病的必要条件，但它并非充分条件

• 诚然，媒体在这些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毕竟没什么能比恐惧更抓眼球了——但是，尽管有线新闻频道全天候的报道和社交媒体助长了传染病暴发引起的不安、恐慌和污名化，记者和博主在很大程度上却只是媒介。我认为，通过提醒我们注意新的传染源，并将特定行为定义为“有风险的”，医学科学——特别是流行病学——才是这些不合理的、往往带有偏见的判断的最终源头。

• 流行病如何引发了关于“已知的已知”和“未知的未知”的反思，以及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应如何在未来避免此类认识论盲点。

第一章 蓝死病

• 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美国有大约四分之一的死亡是由肺炎造成的。

• 1918年夏到1919年春，西班牙流感（之所以叫西班牙流感，是因为面对这场正在蔓延的疾病，所有国家中只有西班牙没有删减疫情报告）在美国和欧洲北部之间往来传播，然后席卷全球，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数以百万计的平民因之丧生。

• 科普兰试图稳定民心，他解释道，“流感只能通过流感病人的咳嗽与喷嚏传播”，而与患者同居一室但没有表现出症状的人不会传播疾病。他还坚称流感疫苗即将研发成功。

• 在流感秋季暴发期的最盛之时，《费城询问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在社论中如此警示道，“恐慌是一种程度严重的畏惧，而畏惧在任何语言中都是最致命的词语。”随后，这篇社论建议要用意志来消除畏惧心理：“不要细想流感的种种，甚至不要讨论它……恐惧就是流感的最大帮凶。”但事实上，不论在费城还是其他流感过境之地，人们一旦目睹了浑身紫绀的流感病患的身体，那种景象就会扎根脑海，难以被忘掉。

• 问题在于，这种情况在1918年就发生了吗？一个简单的回答是，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 的确，我们拥有了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对流感的生态学、免疫学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使我们对其流行模式有了新的洞见，但“我们却更无法确定流感的决定因素和出现概率了”，陶本博格和莫朗如是说。

第二章 天使之城的鼠疫

• “棒极了！”据说当在显微镜下看见那熟悉的棒状杆菌时，哈马克大声惊呼，“棒极了，但也糟透了。”

• 鼠疫的生态学比他们所料想的复杂许多——一位专家在1949年写道，防控鼠疫“就像是‘跟随’巴赫赋格曲中的不同声部”，但差别在于巴赫赋格曲的结构是已知的，而我们对“鼠疫之曲的基本框架一无所知”

• 官员们却没有正视此事。相反，由于害怕影响当地的政治和经济，更担心如果官方承认黑死病降临在明日之城将会带来巨大恐慌，卫生官员们选择了掩盖真相。面对检出杆状细菌的载玻片，市卫生专员卢瑟·鲍尔斯（Luther Powers）医生矢口否认眼前的证据，反而告诉梅纳载玻片处理欠妥，需要进行重复实验。

• 长期以来，传染病都是流言和恐慌的源泉。当病原体未知或不确定，疫情的信息又被封锁时，流言蜚语——以及相伴出现的恐惧——就会迅速失控。

• 确实，随着人类生活领域的扩张，这些野生栖息地不断受到侵蚀。如今最有可能破坏这种平衡的动物就是人。因此在未来，我们估计会遭遇更多的小规模鼠疫，或者说至少会遭遇更多小规模的腺淋巴鼠疫。但是，洛杉矶或任何其他美国城市都不太可能再暴发肺鼠疫，更不可能遭遇黑死病这样大规模的鼠疫流行了。

第三章 鹦鹉热大流行

• 保罗·德克吕夫在他的畅销书《人类对抗死亡》中回顾了1933年的鹦鹉热大流行，将该次疫情及伴随其出现的恐慌描述为“一种我们美国式的歇斯底里”。如果真是如此，那他和其他记者也参与促成了这场歇斯底里。

• 恐惧不仅被用来售卖漂白剂、洗涤剂和驱虫剂，也成了促销报纸的方式

• 这位专家认为这场恐慌“毫无根据”，美国人不过是“集体暗示”的受害者。两天后，鹦鹉热，或者至少说鹦鹉，又成了逸闻趣事的主角。

第四章 “费城杀手”

• 这次暴发……呈现出诸多不常见且复杂的特点……我们曾期待当代科学战无不胜，可以使所有困难迎刃而解，然而现实却与理想背道而驰。” ——大卫·J. 森瑟尔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
1976年11月24日于亚特兰大

• 目前，“所有已知的毒素都不会导致这种疾病，毒理学研究也呈阴性”。

第五章 军团病卷土重来

• 国会在4月批准了拨款法案，并于8月中旬通过立法，规定接种活动中如果出现不良反应，疫苗公司可以免责。讽刺的是，国会愿意补偿疫苗厂商，并不是出自对保险事业的热情，而是源于对费城军团病疫情的恐惧。

• 换句话说，可能会有一场1918年大流感那样规模的流行病卷土重来，而公众的反应却是不屑一顾。

• 他们逐渐忘却了在疫苗问世前，脊髓灰质炎、麻疹和其他使人衰弱的儿童期疾病肆虐的情形。

• 可以说，军团菌是细菌界的“特洛伊木马”。

第六章 美国的艾滋，非洲的艾滋

• “从医学的角度看，他身上有些很有趣的地方，”戈特利布回忆道，“他身上萦绕着一种免疫缺陷的气息。”

• 在这种从恐惧到熟悉的转变中，人们很容易忘记看到第一批艾滋病患者时的震惊，以及医生在无力帮助他们时的沮丧。

• 讽刺的是，正是杜加斯对性生活史的坦诚，以及乐于帮助流行病学家重溯疾病传播途径的意愿，才使他成了达罗的重点研究对象，成了希尔茨书中的主角，造就了他的“死后恶名”

•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流行病学条件开始变化，为HIV始祖病毒创造了新机遇，使其得以在人际传播并广泛增殖。

• 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不是流行病学家或癌症专家的错。恰恰相反，当艾滋病成为一场流行病的时候，科学家们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技术和智识工具来识别一种新的逆转录病毒，并为其设计了检测和治疗的方法。

• 艾滋病的流行告诉人们，当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们在1980年为根除天花而欢庆时，一些东西被忽略了。首先，病原体持续不断地以难以预测的方式变异；其次，人类通过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或通过对环境、动物、昆虫生态的影响，对微生物施加了强大的演化压力。

第七章 SARS：超级传播者

• 尽管其他研究人员还无法很快重复验证管轶的发现，中国仍然叫停了54种野生动物的销售，同时在其他市场开展了进一步检测。

• 被称为“千禧年第一种喷气式飞机病”的SARS通过搭乘飞机这样简单的伎俩，便传到了世界上30个国家。

• 这种状况前所未有，令人恐慌，它提醒人们：国际领空可不像物理地界，人员和病原体极易跨越国境。

• 在“9·11”事件和炭疽邮件事件后，SARS向人类发来警告，用裴伟士和管轶的话来说：“‘自然’才是最大的生物恐怖威胁。”

• 仰赖于执行大规模隔离检疫和修建新的治疗机构（中国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这一壮举），SARS才没有酿成大祸，但当真可谓千钧一发。

第八章 跨越国境的埃博拉

• 一些谣言无疑反映了人们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以及参与医疗项目时的普遍经历，另一些则是基于民间关于奴隶贸易、殖民剥削压榨的历史记忆。

• 彼得·皮奥感叹道：“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西非发生了埃博拉流行，而我们这里出现了第二场流行病——大规模的歇斯底里。”

• 廖满嫦说：“虽然我们不想这么说，但事实就是，每个人都拖拖拉拉，不愿伸出援手。”

• 他们也不曾考虑到，生活在三个国家边界的当地人口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以及新修的高速公路大大缩短了前往城市地区的时间。他们还没有想到，对外国人和政府精英的普遍不信任影响了疫区人民对埃博拉的认知：人们不一定会相信埃博拉是真实存在的，而是有可能认为这是一场骗局。

第九章 终篇：寨卡

• 相反，这些紧急采取的闪电行动加剧了阴谋论：疫情应归咎于杀灭蚊子和幼虫的药剂，导致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医疗技术而非蚊子。

• 不过，我最想见到的是生下第一批小头畸形婴儿的母亲们。我想知道她们得到了哪些补偿，以及在世人已不再关注的当下，她们将如何应对遗留的问题。简而言之，我想看看寨卡再次被人们忽视之后，这种流行病的现况怎样。

结语 流行病的世纪

• 他表示，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科学家有责任“规避智识的傲慢，并警惕任何关于自己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幻觉或自以为是。”

• 回顾过去一百年的流行病疫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一定会出现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于流行病是否会出现，而在于何时出现。瘟疫或许无法预测，但我们应该知道它们一定会再次来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