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1/ 乍暖还寒时
乍暖还寒时
李清照在《声声慢》中写道,“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最近几天时而被热醒、时而被冷醒,虽然穿越了千年时空,也无法领会她彼时国破家亡的感伤,却在身体的起伏上理解了她的那一些小小的矫情。春季和秋季确实有更多的天气变化,也是更加容易生病的时节。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春捂秋冻”的说法,也就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季节做准备,春天要多穿一些,秋天应该少穿一些,才更不容易生病。不过在美国生活了好几年习惯了空调房的我,才发现自己的睡眠竟然这么脆弱地依赖着电器给我带来的恒温环境,窗外的天气差了几度就足以让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几小时。不过总体来说,为了睡眠时间而早睡的努力感觉有了些许成效,平均的睡眠时间多了不少。
四月的天气也适合出游。除了四月底五月初这个周末预定要去优胜美地玩,也算是去了一次红木林。记得疫情前去过一次,好像是更热的时候,七八月份,拍了几张不错的照片。因为疫情的原因,现在都不能下小火车拍拍照,也没有停在最正中的地方,总觉得稍稍有点遗憾。但在树林里坐在车上晃悠晃悠一个半小时也是极其舒适的事情,看着绿色的东西心情也会变好。在红木林里,太阳无法全部穿透层层叠叠的树叶照到身上,但能感受到它的温度,真的很好。
死去又活来
今年的四月清明节刚好撞上复活节,死去又活来的笑话总是不会过时的。在今年清明节的时候找到了以前的照片,在坟前一家人拍的照片。我觉得特别有趣,因为我穿的衣服不严肃也不正经,就是一件卫衣罢了。朋友们都说在扫墓时拍照很奇怪,我却完全没有这么觉得,回头问了爸妈,发现我们家丝毫不在意,甚至我妈开玩笑说“要是死人会进入合影,我要多拍几张”。我觉得这种想法特别好,特别特别好,我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我们家特别无神论,也不太相信什么正清明要扫墓啊,祖上的神明啊之类的东西,临时抱佛脚也完全不存在;但与此同时,我家也并非无视死亡。在看《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时我过于清晰地想起了我的外公和外婆。他们神神叨叨的样子我很熟悉,我更熟悉的是他们认不出我的样子。我外公和外婆给我讲的故事,我都听了好几十遍,我时常对他们不耐烦,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极不礼貌,但对老人来说,混乱才是常态。我想起了我的妈妈是我的外婆最后唯一认识的人,我外婆总是需要提示我是我妈的女儿才能勉强想起我,连我的名字也都记不起来。但我更清晰能想起我的妈妈在外公死后买回家的轮椅,还说着,我当时早一点买就可以推他出去走走了。我外婆的阿尔兹海默症十分严重,在最后的几年里,她始终记不得我的外公已经去世了,所以反反复复问我的妈妈。我觉得比起死亡本身,我妈妈承受的压力更大,就像是伤口被不停撕开。我外婆并不记得死去的我外公,但我妈却对父亲的死了解的深刻。我想到自己并无法感同身受,也无法同她分享难过,我就会觉得更加难受。在轮椅被卖掉之前,我妈大概推着我外婆大概散步过两次,但我妈并没有因此后悔过。大概这就是她补上自己内心空洞的方法吧。
更戏剧化的面对死亡的方法大概就是看《烧纸》。11篇短篇小说,篇篇皆有关于死亡。李沧东的文字很有画面感,刻画边缘人群着手于外表却落在了内心,虽然读起来有一些年代感,却足以引人遐想,是十分有趣的作品。
天平的两端
四月先后读完了两本女权相关的书籍:《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和《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也算是真正对女权重新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在说这两本书之前,我觉得最近看到的一个比喻更加值得提及。有人问,为什么要说自己是女权而不说自己是平权?虽然争取的东西相同,在听者耳中却确实是不相同的东西。如果世界的秩序是一杆天平,左右分别是男权和女权,而目标是将它平衡,每个人都在这个天平上放自己的小石头。在父权统治的大前提下,女权和平权说的确实是相同的东西,但只要持续宣扬平权总有人在不断往男权的一边放石头,因为这关乎他们自身的利益。说女权只是更清晰地说出了哪一方更需要你的石头罢了。村上春树在演说中说过“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我们说女权,是更清楚的说出谁是鸡蛋而已。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提到的重要概念是家庭劳动。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作用下,女性被束缚在了家务劳动中。因为家务劳动无法产生可交换的价值,所以被资本主义排除在了劳动之外,更不会被计算进GDP中。家庭通常被作为生产的最小单位,而传统观念里不论是“男主外女主内”还是”回归家庭“,都把家庭内的劳动分给了女性。生孩子这件事不得不由女性承担,孩子出生后的前几年是无法离开人的照顾的,而这些事情也被认为理应由女性承担。如果在黄金的时间生育,女性就会在劳动市场产生了劣势。《Explained》系列中有一期 Why Women Are Paid Less ,其中明确的说女人遭遇的不同薪酬不是“女人债”而是“母亲债”。发达国家的平均每个家庭的孩子数量大概会落在1到2个之间,而且生育的年龄也会后推,也就是说孩子又少,生的又晚。现代来说,孩子不折不扣是一种奢侈品,为家庭带来经济上的负担。还有许许多多与女权相关的论题也在书中被提及,也有对其他观点的援引和反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本来自1990年的书,不得不说,在女权的观点上,这本书是跨时代的超前,更何况是一位日本作家的研究。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有更多的东亚视角和观点,而《如何抑制女性写作》是来自完全不同领域关于女权的论述,或者不只是女权。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在看一本微博杠精合集,而现实是从1983年这本书出版之时,直到现在,几乎都没有变过,只是现在相同的手法被用在了更多女性试图参与的领域。“不是我们不接纳,而是你们本来就不行”这样的偏见无处不在,而要打破这样的偏见难上加难,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也需要大量的声音和系统的措施去纠正。书中大概这样说过,如果一个人能写出一首好诗,她不可能只写出过这一首;一个人如果写出过一本好小说,她不可能只写出过这一本——除非她死在十六岁。书中数次提到《维莱特》,英年早逝的《简·爱》作者夏洛特·勃朗特的更好的小说,也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时时刻刻在想,历史是由人撰写的,是人选择了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而这里的人,并不是由男人女人五五开组成的,而是九成甚至更多的男人以及剩下的女人,居高临下地观察这个世界。如果男性选择不去理解女性小说中的好的部分,那么女性也不必要求自己读懂男性作家的有趣。女性有自己的表达方式,着重的部分也常常不同,但多元并不是坏事。我想起在初中高中阶段写作的时候读的男性朋友描绘的女性,我当时觉得或许只是我太小了,现在回想起来,许多描写是狭隘的,是男性视角的“女性应该是这样”罢了。
但无论如何,这个世界是在变好的。虽然现在随着民族主义的抬头,好像再也没有人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词汇去形容全世界的人了,但我始终坚信着,有人在带领着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它可能不是明天、也不是明年,但它是在可见的未来里。
走一段弯路
我始终认为没有人从出生就会成为“人间清醒”,只是经历了比其他人更多的事情,或只是比其他人早一点知道了罢了。我自认为虽然人生不算是诸事顺利,但也没走太多弯路。我有时羡慕别人看得开,又能与自己和解,但回头想来,不过是我自己幸运的证据罢了。
我又重新开始和心理咨询师约时间面谈,不过这次不再是分手的议题。我觉得开始用一种过来人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时候,我好像更明白我在意的是什么,或者我常常不去提及的是什么。我对咨询师说,我的父母嘴上说只要我过得开心就好,但我觉得他们并不支持我,他们并不为我的决定感到开心——他们是我的家人,如果他们不感到开心,那就是不支持我。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这段话的后半句,我永远告诉别人我的父母都放手让我去做,却好像从没真正认为我选择的路比没有选择的路要好。“Supportive”放在这里多少让我觉得有些刺耳,才说出了后半句话。我喜欢心理咨询师每一次见面都在鼓励我,她总是告诉我,我在自然地、好好地感受自己,让我对自己放心一点。
与自己和解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有超过一半的日子睡前最后的想法是我好讨厌我自己,因此我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去抗衡自己的这种想法。我现在常常觉得过去十年里我都没有和自己和解,未来的十年可能也不会。但不知为何,我并不对此感到绝望,我要去想,如果这是我与生俱来的东西,那么它是在推动我成长——因为哪怕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好讨厌,我却从来没有真正想把自己抹去,也没有真正的讨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
我太清楚自己还有很多路要走,如果人生是登山,我好像连坐索道上山的入口都还没找到。但登山就是如此,有人能能靠自己走上去,有人能坐索道上去,还有更多人并上不去山顶。我想,如果我登不上山顶的话,就多花一些时间看看身边的风景好了。走一些自己更想走的路,哪怕没有在向上,哪怕是原地打转,也终究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