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终特别号/ 关于“正常”的想象力

说在前面：本文是主观的、片面的个人向年终小结，仅仅代表个人这一年来的思考和体悟，目的是留下一些印记以供未来参考。在本文中我尽可能减少防杠用语，但并不代表认为本文的观点全部如写出来那么“肯定”和“正确”，只是尽量记录现在的想法，非常粗糙。

2022对我而言是很不同的一年。有了很多不同的想法，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很难说过得有多么多么好，但是至少是非常feel alive的状态。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就像Hadestown里的对话：“Maybe because he’ll make you feel alive”“Alive? That’s worth a lot”。诚然是觉得有必要把过去这一年经历的事情记录下来，也是有许多年没有动笔写过年终总结这种东西了，所以趁着有这种想法赶紧落笔记下来。

楔子

在2022年的年初，第一件大事就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发现了前男友在分手前已经和其他人确认关系的事实。也不能算是众所周知，大概在2020年的年末时与前男友分手，在2021的春节时还有过要复合的闹剧，当时经历了的朋友一定对那个事件有些印象。所以到2022年初，朋友顺着蛛丝马迹发现对方早就出轨的时候，我已经搞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感觉了，反而是一种“又来了”的厌烦之心占据上风。

照常理来讲，知道对方的过错应该觉得如释重负一些的。再往前推算一年，在分手的时候，由于前男友当时的家庭情况和他主观意愿上表现出很想复合，其实很多共同好友都是劝和的心态——以至于当时的很长一段时间，或多或少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对，至少从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讲怎么都算不上是仁至义尽。可事实上，我面临的现状是，当我知道我做了正确的决定，但我感受到的痛苦不减反增。在一年前分手时不断缠绕我的梦境在那一段时间又重新浮出水面。明明已经过了一整年了，又觉得从道理上讲再多抱怨些又显得自己很小气——倒也并非想要立什么大度前女友的人设，只是总有一种在背地里说人坏话的感觉，确实让我觉得不舒服。

在这样的契机下，我在一月末的时候和我的咨询师重新聊了一次天。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那会是我2022年唯一一次和咨询师聊天，但是从结果上看确实是这一年里的最初也是最后。彼时距离上一次和她聊天已经有个小半年，大多时候都觉得自己的情绪在可控范围里，事实上也有点质疑自己是不是对最近发生的事情有点大惊小怪的。具体和她聊了什么已经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当时反反复复在心里排演了很多遍怎么去讲述这件事情，如果她已经不记得了前一年发生的闹剧怎么办（事实证明她还完全记得那件事），如果她也没有什么可以给我的建议该怎么办，但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具体说的话当然是不记得了，我相对有印象的事情是两点：一点是即便分手这件事情发生在一年之前，新的信息也会刺激出新的情感；另一点是适量的发泄有助于自己的情绪，只是要把握自己发泄的程度。

于是我带着“好，我这样大概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心态继续走了下去。

我当时确实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纠结，为什么咨询师告诉我你这样没有问题我就真的没有问题了，我究竟是为什么认为自己“有问题”的，当然更没有想过会在这个问题上兜兜转转那么久。

异常心理学

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已经完全记不起来自己为什么开始看异常心理学的，博客里也只是潦草带过了（说明还是应该多记录一点自己的想法——），好像原本只是在Coursera查看有什么Coursera订阅可以上的课，然后就开始对这个系列课程产生了兴趣，而且好在整个课程的信息量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大，完全是当时的精力状况下可以应付的程度，就开始了学习。当然其他因素一定也是有的，比如说看了《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本书，也比如说当时和家里聊天的时候提及“你高中时候就对心理学很有兴趣的”之类的话，有一种“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的冲动——总之这本身是一件很符合我性格的事情，想做的时候就赶紧去做，不然兴趣很快就会消退的，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从一月末到二月中的几个星期里，我看完了整个系列课程。从异常心理学，到精神疾病的历史，再到如何改变行为，说真的这是一场非常有趣的旅程。我仍然记得第一节课里关于“异常”（abnormal）的定义是4D：异常（deviance）、痛苦（distress）、失能（dysfunction）、 危险（danger）。写在书上的定义起初读起来并没有什么实感，只是觉得“对的对的”，但是越是看的资料越多就越能明白，如果要定义异常，首先就要定义正常——而定义正常比定义异常困难得多。

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绝大部分人是会在非常单一的环境中长大的，而即便是有了互联网，一个人一生能接触的现实仍是有限的，是十分有限的。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发现“common sense”这个词被使用得很多，当时也没有想过它应该怎么被翻译，只是一直就顺势在用，后来发现这个词并不等同于“常识”而是等同于“常理”——又扯远了，总之被称之为common sense的这种东西，到了新环境就会需要重新学习，当然也会有共通的部分，但只要多接触一些人和事，就会发现自己以为的“理所应当”是相当片面的集合。

每个人所定义的“正常”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自身的common sense，而common sense显然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成长环境，而这种“正常”是主观的。主观的问题在于它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可能会被一笑而过，但是发生在一些人的身上就会痛苦到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如果没有统一标准，那么交流和研究都会十分困难，所以学习和研究异常的过程几乎等同于学习和研究正常的过程。

如果稍有了解精神疾病的历史，很容易就会发现“正常”的定义也随着时代在改变。还能记起当初查询时看到关于神经衰弱资料里写道，虽然这项诊断已经被ICD-11和DSM-5废除，但中国在用的CCMD-3中仍可以诊断。我记得当时十分武断地想，“这不合理，难道只有东亚人神经衰弱”。现在回头看的话，要改变正常的定义的工作是任重而道远的，是漫长的博弈——不是说中国应该仍然保留神经衰弱这一诊断，而是我开始觉得“美国没有的东西中国也不该有”这本身也是一种根植于我内心的偏见。审视自身的时候会觉得这件事变得更有趣，明明我自己就是文化差异的亲历者，为什么曾经的我自己一点都没有察觉这样的偏见呢？

在今年2月的博客里（有趣的是，那一篇博客就叫《正常》），我这样写道：“在我的想象中，人类其实是极其容易偏离自己所认为的正常的，尤其是当自身所在的环境不断紧缩‘正常’的范畴时。”时至今日，我仍认为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不仅如此，我们对“正常”的概念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社交媒体这样片面的真实，人们都乐于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每一点不美好都仿佛是异常的——并非如此，并非如此，我真的很想告诉在每一个在黑夜中感到痛苦的人，并非如此。

Crisis Text Line

最早能追溯到2月中，大概在刚要结束异常心理学系列课程的时候，大约是因为查询各个学校的临床心理咨询的项目，看到条件里有服务时间的限制，开始思考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自己有没有机会进行一些类似于“体验”的活动——毕竟如果能够小成本地实验出自己并不适合做这件事好像也不赖。在这样的搜索中，我发现了这个名为Crisis Text Line的网站，也几乎就此开始了几乎跨越一年的志愿服务。

虽然现在讲起来是那种“就这样开始了”的状况，但是实际上当时要做这个决定还是犹豫了颇久的。报名参加就意味着要看十几小时的训练材料以及承诺服务200小时。这个数字虽然不算太大，但我报名时是非常忐忑的——按照要求每周进行四小时的服务工作，那么整个过程几乎就要持续一年，而当时的我也很怀疑自己是否能靠着这股冲动和热情坚持一整年，以及可能更重要的顾虑是，我能否在这个过程当中维持自己的心理健康。当然，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自杀或是自残，也没有被诊断为任何精神疾病的历史，即便确实作为被咨询的人在心理咨询这件事上耗费了相当一部分时间，当角色互换了之后我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件完全无法用理性去预测的事情。

我曾以为自己是一个不错的倾听者，当然讲述的能力我自认为也不算太糟糕，不过看来是我以为。在申请通过之后，接受了培训时发现自己真的一点都不会聊天，特别是需要我提供情绪价值的时候，好像培训材料里说的要点完全没有做到过。幸好培训资料里讲述的技巧都是相对容易实施的技巧，而且也把对话的流程标准化了，要按照流程进行对话并不那么复杂。

培训中关于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y）的章节至今也令我印象深刻。其中提到文化能力并非能用能或不能的二元方式来理解，它不是一种状态（status）而是一种持续实践（continuous practice），我现在深以为然。其中提到 William Howell 在 The Empathic Communicator 中描述的阶段的划分方法，分别是无意识不胜任（Unconscious Incompetence）、有意识不胜任（Conscious Incompetence）、有意识胜任（Conscious Competence）以及无意识胜任（Unconscious Competence）——我认为这是十分有启发的，虽然这些好像是老生常谈了，但在切实体会到自己在这些阶段中来回游走的时候又是另一种感觉。

读材料和实战是两回事。即便在材料中多次强调文化能力和文化谦逊（Cultural Humility），在阅读材料的时候也无法切身体会到人和人的差异究竟有多大。相比起身为非母语者一下能够体会到的谈话中应用各类沟通技巧（包括句法和用词、也包括无法看懂母语者的叙述）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我大概是远远低估了“理解”的难度——我曾以为当人身处需要求助于陌生人的危机或无助感之中的时候，我（身为我）应当能够很快理解到他的痛苦之处，但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的。到了今天，我已经说了无数遍“我能理解”、“这是正常的”、“这是合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质疑了自己无数遍我是真的理解吗、我是真的觉得合理吗、对方真的能感受到我认为合理吗，我想这些质问也会在我的生活中永远继续下去——我能体验的人生只有一种，事实上人生有千万种，我断然不可能再重新去过另一种人生，但我仍然希望能从有限的交流中找到一些可能性。

材料时材料，人是人，面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太困难了。起初是没有办法顺畅地打字的，发送每一句话之前都很害怕踩到其他人的雷区，或是错过对方释放出的微小信号。在几周后就开始变得熟练起来，但同样的，熟练起来就会开始出现新的偏见，更容易无视个体的情况陷入“这样的情况上次这样做很有效”的标准解题思路里。现在回想起来，在这200个小时里我肯定说错过很多话，也有很多没有能在正确时机提出最好的方案的情况，甚至很多时候会质疑他们在跟我聊过之后是不是真的会变好——有太多我自己无法控制的变量了，怎么在有限的时间和信息中作出判断，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这样的实践也成为了一种自我救赎。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对身边人敞开心扉的人，就像是分手的时候没有办法掉一滴眼泪，但却可以在第一次和咨询师倾诉的时候哭到说不出话来，我太能理解那些无法对身边人说出口的念头。在一次次交谈中我好像越来越了解自己了，了解自己的感受，了解自己的倾向，了解自己的偏见，更了解了人和人的感受在某一刻是能相通的，即便有太多时候不能相通。

正常的异常

写了很多我自己做志愿活动的感悟，总也绕不开想记录一些这个过程中对我产生了大大小小影响的事情，虽然总以是大的事件为主了。这一节提到的所有情况，我在叙述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加工处理，也请谅解我没有办法完整叙述前因后果，只是隐去信息把最关键的节点说出来。

在刚开始做志愿服务的时候，并非自己亲身经历，而是在属于志愿者的聊天对话框中看到了一位志愿者分享自己的刚才的经历：他的聊天对象在他接起聊天后消失了一段时间，随后手机被家人接管，告知志愿者他的聊天对象已经自杀了。我没有办法描述这件事情在当时给我带来了多大的震撼，或许是因为刚刚开始做，第一次感觉到生命的消逝，第一次感觉到所谓责任带来的压力。我不知道如果是我自己亲历了这样的事件自己会作何反应，我那时认为自己可能会被刺痛，就像我当时在聊天框里看到文字时感觉到的那样。我后来意识到，或许如果直接暴露在这样强烈的情感下，我会是麻木的，我会没有任何感觉，就像我后来经历的其他一些聊天一样，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的第一次IR（Imminent Risk）算得上是比较顺利的。虽然对话的人有自杀的倾向和计划，甚至说第二天就要自杀，但后来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逐渐平静下来。具体介绍了什么方法我其实也不记得了，但我还记得感觉到如释重负。

我的第一次AR（Active Rescue）问题要复杂一些。对话者有明显的自残倾向，并且在多次提及自己自残是为了自杀。在一句对话后她消失了几分钟，随后就告诉了我她已经用刀切开了手臂的血管。我觉得很难过的一点是，当我问她来短信求助是否是因为有活下去的希望，她说并不是。她说了自己伤口在流血，并非常爽快地提供了自己的地区和地址，我通过平台得知有通知当地救援，但之后也没有知道她的具体情况。我现在也仍会想，如果她真如自己所说，一点活下去的渴望都没有，为什么要来求助于平台？为什么在提出救援的时候会如此果断地提供信息？我只能想象……但想象在这里没太多用处，我的想象力不足以让我知道她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我接到过刚刚被性侵的人的短信。她在描述自己情况的时候在句末加上了“lol”，我只觉得扎眼。我问她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她说是麻木的。我当时觉得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会是麻木的呢，可后来也理解了，人总要规避一些会严重伤害到自己的事情，不是主动去这么做了，而是下意识地，只觉得麻木。后来很难过的是她在从对话中离开了，我没有能帮助更多。

我接到过来自监狱里的短信，他说他每天被人强奸觉得自己是个女的，我安慰了很长一段时间，再聊下去才知道他是个强奸犯。要说我那一刻没有感受到犹豫是绝不可能的，但我事实上也没在生理上感受到恶心——不知道把这样的反应推给工作是否正当，但我觉得大概我是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好的那类人。理智告诉我我应该觉得反感，我应该讨厌他，我不能去认同他。可我该怎么做呢？难道我要责骂眼前的这个身心极其痛苦的人吗？难道我要把这个问题丢给其他人吗？我还是坚持聊了下去——结束的时候我发现同他聊了几乎两个小时，再想起来对我的身心是极大的挑战。

我接到过来自异国他乡的短信，他说自己和前女友在不同的国家留学，然后自己因为经济和学业的双重压力和她分手，等后来压力缓解了想要复合，前女友却果断拒绝了他。听完他的叙述我自然而然地代入了前女友视角，我觉得前女友的选择没错，可反过来说，他感受到的痛苦就是不存在的吗？当然不是。我自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失败的共情，我并不认为我给予了他太多的帮助，但我充分意识到了理解站在对立面的人有多么多么困难。

我接到过来自前运动员的短信，讲述自己的饮食障碍；我接到过来自剧团演员的短信，讲述自己的少女心事，但害怕着表白失败他们的巡演还是要继续；我接到过来自厨房的短信，趁着在做饭的时间说自己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这些人的经历无疑在不经意间让我理解了越来越多种不同的现实。

当然更多的时候收到了善意。我看到过“I feel hopeful”而欣喜若狂，我无论多少次看到“I feel better”都会觉得开心，哪怕只是说“Thank you for listening”我也会很自豪，甚至我看到对方说马上要睡着了也会觉得很棒——这说明了他至少已经捱过了今晚。

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正常的，多大程度上是异常的，我自然是无法判断；但我想，我显然了解到了更多种“正常”。

女性的日常

当然的，今年也读了很多女权，去年读了，今年也继续读。就像刚才提到过的“漫长的博弈”，权力斗争也是如此。在今年早些时候读《置身事内》（希望记对了）说人们会误将博弈的结果当成是博弈的过程，而私以为人在阅读历史时总是会不自觉地这么做。我们在亲历的时候一年就是一年，可历史书上的一年甚至十年也不过只是一行字，其中多少的博弈都被简化只剩下结论，多少的汗水、泪水甚至鲜血都只浓缩在几寸之间——这是不够的，当然是不够的，但大抵也只能如此，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局限性。

7月的时候 Roe v. Wade 判决被推翻，掀起了轩然大波。有时候甚至觉得说得累了，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说，只是觉得有些荒谬。子宫内的那条生命是生命，子宫外的那条生命大抵在很多人眼里没有子宫内的那条重要，我的直觉这样告诉我。我反复想，对我来说“能堕胎”是正常的，“不能堕胎”是不正常的；可对很多受宗教影响的人来说，“不能堕胎”本身才是正常的。我可以“理解”，但我很难“认同”——特别是，当与我对立的人企图证明他们才是“正常”的，我感到一阵寒意，是我感觉到我的身体不属于我自己的恶寒。谁来裁定那边是“正常”？谁该来裁定？应该在什么层面裁定？说实话我不清楚——就像我希望联邦政府应当出面维护堕胎权一般，对方也一定认为联邦在堕胎权上指手画脚是过度干预了。我只是觉得很难过，在看到一个一个州从能堕胎变成不能堕胎的时候，在一遍又一遍讨论或是争执当中，甚至是在公司的新规定表示不应当在工作场合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难过。

那个月我在博客里写下了“人和人之间果然是没有办法互相理解的吧”。

后来我读到了移情隔阂的词条。有太多原因让我们不能感同身受，有太多原因让我们无法彼此理解，有太多原因让我们成为彼此的敌人——这也是正常的，连这也是正常的。人的感情大概本就不彼此相通，或者说为了产生相同的感受人们尝试发明了那么多种方法，文字也好、诗歌也好、音乐也好、美术也好，我们明明作过那么多努力尝试去寻找共性，可不同的地方还是远远多过相似的地方。

话说回来，谈论到男性和女性思考方式不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男性和女性的差别究竟有多少是来自于生殖器官上的生理差别呢？这个问题真是太难回答了。生育天然就是不平等的，明明是两个人的事情，有人要怀胎十月而有人不需要，这多么不公平啊？难道制度上不能将这种不公平至少弱化一些吗？然而我在下一刻就意识到了，这制度并不是由女性制定的——从一开始就不是，所以没有话语权，所以奉献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才会失权——这对社会上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正常”的事情，但它正确吗？又有多少人觉得不正确呢？

今年有几本不错的女权入门读本，像是《始于极限》和《女生怎样活？》都带给了我很多新的思考。我觉得参与到女权里来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是，你发现女权不是远在天边的一件事情，你发现它其实就是在每一次转发每一次谈论每一次争执中发生的时候，你发现不公平正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我在频道中提到过，我意识到自己需要为女权觉醒的那一瞬间，我突然记起了高中时候，我说“好像女生搞信息没觉得和男生有什么不同的”——当时在场的人的反应，好像根本不应该这样。我反复反刍这个瞬间，我始终不觉得是在场的人的错。可我同时也感受到了，哪怕我自身就曾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在被偏见攻击，但我仍是无意识的，我是此麻木不仁的，我视而不见了——这也不是我的错，我当时的“正常”就是那样的，哪怕我现在认为它是扭曲的，这也无法阻挡身处其中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然后是一件很近的事情，前几日看到微博上有一条热门转发说“不割席”（当然只是截图的其中一部分），我觉得这恰恰是最困难的事情。我很容易共情过去的我自己，那个可以说是很傻的我自己，但互联网上的随便一个让人觉得很傻的女性呢？与之共情的难度有多大呢？就像我在做志愿服务时候感受到的那样，很难，比想象中难得多。我可以肯定地说，转发中的人，至少有九成绝对没有认真想过什么样的行为叫做“不割席”，不知道“不割席”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也远没有作好“不割席”的准备。在很久之前看《堀与宫村》的时候，我记得其中有一句台词大意是不相信世界上不存在无法成为朋友的人，我当初就是大体认同这种想法的，现在也一样，一样希望着我可以努力成为一个永远努力尝试不割席的人。

社区大学

9月开始在社区大学报了一门课。我觉得这是一种捷径，我在尝试研究我生活中的普遍规律的时候，早就都有人研究过了，系统地学习这些普遍规律，至少可以建立一些框架，或者最少最少，如果真的不合适，也能发现明时机未到，下次有兴趣了再来就好。

实际上我在高中的时候应该就大致看过一些心理学入门的内容，现在努力去回忆也完全想不起十七八岁的自己究竟看了一些什么。当时洋洋自得地把弗洛伊德之类挂在嘴边，现在看来也就知道一个名字而已，怎么说，会感觉以前的自己蠢得很可爱。

不过好在至少发现没有觉得学得很痛苦，甚至乐在其中。每周看一两个章节，一本那么厚的教科书竟也就这样看完了；名词好像是没记住多少，不过起码知道了很多有趣的现象，和自身也结合到了一起；同时也在讨论的环节看到了很多同学和老师宝贵的想法。甚至开始有很多课程里提到的书也买了，想着闲下来的时候看，现在大概就是有想到的时候会翻开看一些特定的部分。

比起上班的话，上学果然还是很有趣啊！我不由得这样想。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好像离一个原本遥不可及的目标更近了一些，对自己的人生更有实感了。在去年的节点上，我不知道有多少次觉得看不见未来的，一年后两年后五年后十年后什么都看不见，至少在今日，对我来说已经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了。我3月的时候写下了“对抗巨大无助感的方式只有活在当下”，这一年大概能算是相对不错地践行了。我并不认为我的目标会一直是固定的，但今年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有很多可能性，未来还有很多可能性，哪怕是未知的未来，也有勇气可以去面对，去践行自己的价值观。

关于还想继续读书吗？我觉得我还想继续。关于人的探索是无穷无尽的，我并不知道我的兴趣还能持续多久，但至少在兴趣仍然存在的这段时间里，我想继续利用着这点兴趣前行。

关于“正常”的想象力

大约也算是来到了最后一件事，是关于今年的创作。同人也好，原创也好，甚至把博客也算进去，今年其实也写了不少东西，至少我出生以来应该没有一年写过这么多东西。

我想说的话有很多，能说出口的话很少，一直以来就是这样。想表达的观点很多，单单只是说观点本身是没有说服力的，总是有很多的前置条件需要清除，需要构建很多事件和情景，才能让事情看起来像真的——显然我做得还不够好。在回看今年比较早开始写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意识到，不论是写作的方式还是故事的构建都还有很多需要重新思考的地方。以前总觉得写下去就会变得更好的，其实好像也不全然是，就像很多事物发展的过程一样，好像总也得螺旋上升，进步一点就要退后一点。每写一篇新的东西就会有新的后悔，堆叠起来好像没有比满意的部分更少——嘛，至少也尝试过了，而且收获了很多文字以外的东西，后面再展开。

虽然没有说出口过，但今年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曾下定决心只写身边的事情，如果没发生在身边，那就只写“合理”的事情——寻找人物自身的合理性，寻找事件发生的合理性，在诸多变化中寻找所谓正常，在溃烂的外表之下寻找固定点。但事实上这一年里后来也写了很多事实上是超出自身能力的东西，感觉很难说是贴合现实，甚至很难认为是符合人性的。可总写现实让我觉得很沉重，而一直做沉重的事情只会越来越难以前行，所以到底还是要找点乐子，至少要让这件事情能相对轻松地做下去。我说过太多次了，多到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烦了——我在写东西的时候大多是痛苦大于快乐的，只有不写比写更痛苦的时候才能去选择写。想的事情越多，在心里积压的事情就会越多，总还是要寻找出口；何况把自己想的事情巧妙地注入到文章当中，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即便因为笔力有限能体会到的人大概也寥寥无几，但自己读起来总会想起写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像是一种隔空交流。

说起隔空交流，今年难得又翻了翻初中时代写的东西，其实真是挺有意思的。你如果问我当时觉得自己写得怎么样，我当时一定觉得自己是文学天才，可以拯救华语文学的那种。09年到11年是那个时候的创作高峰。09年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就拿了新概念，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比谁都有自信的时候。靠着新概念，写东西也能赚到钱，（说实话，现在回看我当时有千字50到80的稿费，比现今不少同人女的约稿还要贵呢……）就写了很多现在看起来真是没什么道理的东西。那时候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太有限，文字中潜藏着大量的臆测，人物的行动也几乎完全没有逻辑，只是为了说话而说话、为了剧情而做事。11年写了那个阶段的最后一篇文章《感冒》——当然可以找到原稿啦，这可是当年我最为满意的文章，也是刊载过的文章里最自豪的杰作，就算到了今天也对这篇文章很满意。绝不是说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了，只是当初的想法再文章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任何时候再读一遍这篇文章，我仍然可以回到雨天的全家，坐在窗边看着人来人往。不算是怀念那时候的自己，只是那时候的心结现在回头再看都无影无踪了，想来日后再看现在的自己也会这样觉得吧。

事实上，比起写了多少字，更大的感触是今年真的认识了很多人。我不是一个善于社交的人，至少在现实生活中不能算是：萍水相逢的人就不去想着进一步交流，或者说大概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今年算是意外地开始追星，然后一步一步开始重新对各式各样的人有了兴趣，也因此认识了很多原本大概不会认识的人，是很宝贵的缘分。和更多的人交流就会清晰地认知到每个人面对的现实并不是相同的现实，每个人所体会到的生活都是不相同的。大家可能是因为相似的原因相聚在一起，但如何抵达这个地方，未来的路要如何去走，每个人也必然有自己不同的想法。此时此刻，能为一个目标而努力就为一个目标而努力，这样哪怕未来不再有相同的目标，也不会因为努力过而后悔，现在我是这样觉得的。

另一方面，和不同的人相遇又能够反哺思考和创作。接触的人越来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好像就发生在身边。能看到每个人的生活有独特的困境，也因此能发现每个人有其独特的应对方法。很多时候它没有高下之分，有些人喜欢用锤子，有些人喜欢用剪子，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从小就拿到锤子，有些人从小就拿到剪子。大概要避免的事情只有，因为自己是用锤子的，就觉得用锤子是正确的，觉得所有人都应该用锤子，看到用剪子的人就视为敌人，却不去想为什么对方会拿起剪子。正是因为能遇到用锤子和用剪子的人，所以才能写用锤子和用剪子的人。

人的想象力是很有限的。人是没有办法进行没有基础的想象的。我有时是会觉得，现在人们能看到的“正常”太少了。在学校的时候只有认真学习的人才是正常的，工作了之后只有赚大钱的人才是正常的；漂亮是正常的、健康是正常的、松弛是正常的、高兴是正常的。可是它们的反面呢？学习不上进喜欢玩游戏的人也是正常的，工作之后赚钱勉强能养活自己的人也是正常的；不在乎外貌是正常的、身心不那么完备也是正常的、焦虑和紧张也是正常的、低落和难过也是正常的——这些“正常”被讨论得太少了，以至于被随随便便一件事卷入异常的漩涡，而这种对异常的定义无疑只会加深痛苦。人们对“正常”的想象力也因此变得薄弱，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正常的生活，或者说人们是很容易感性上觉得只有一种好的生活的。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定义好的生活是困难的，甚至比定义正常要更困难，因为正常是一个比好更宽泛的概念，是能达成更多共识的，相较之下好这个形容词要主观得多。我肯定是没有能力去干涉他人觉得什么是好的生活的，甚至我连定义自己认为的好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想做的，仅仅只是让更多种不同的“正常”抵达他人心里。